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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本書重新檢視了1930年代知識份子與右派政治複雜斑駁的歷史，以及兩者關係對於當前政治的意涵。 有些人一廂情願地認定，法西斯主義是一種反智現象，只能吸引罪犯與惡徒。然而時至今日，我們已然知道實情並非如此。當年歐洲大陸有許多知識份子菁英，爭先恐後地跳上法西斯主義的政治列車。在學院的領域，後現代主義向來受到尼采、海德格、布朗修 (Maurice Blanchot)、德曼 (Paul de Man) 等人學說的滋養，這些人都預示或實際淪為所謂的「法西斯主義狂熱」知識份子。
十五年前，海德格與德曼早年的政治錯誤東窗事發，震驚歐洲與北美學術界。從此後現代主義就被歷史的陰影重重縈繞。理查．沃林在這部後現代精神的思想譜系學之中，揭示後現代主義對法西斯主義的執迷是如此廣泛的現象，而且絕非歷史的偶然。沃林質疑後現代主義聲稱繼承左派衣缽的說法，並認為後現代思想早就被政治上的極右派擄獲。
沃林在探討榮格、高達美、巴岱伊、布朗修等人時，發現了一項令人惴惴不安的共同點：這些思想家在一九三○年代都曾經倒向右派陣營，並沾染上所謂的「法西斯主義狂熱」。他們對民主政治的缺陷深感不滿，又迷惑於法西斯主義政治新生的堂皇承諾。義大利與德國的獨裁政權，都宣稱他們可以解除政治自由主義導致的不確定性。然而這些政權從一開始就以殘暴手段推行種族主義、暴力行為與帝國征伐，其用心路人皆知。
後現代主義與一九三○年代法西斯文人的淵源關係，顯示它政治傳承的陰暗層面。反啟蒙思想與後現代主義的心照不宣，也是沃林此書的敘事主軸。後現代主義者與反啟蒙思想鼓吹者有志一同，仇視理性與民主，並建立欲蓋彌彰的策略聯盟關係，藏身在極左派與極右派交會的地帶汲汲營營。
讀者若是能將沃林的結論銘記在心，對當代思想史將會有一番全新的體認。
※ 本書原書名：非理性的魅惑
名人推薦
任何人如果想將啟蒙主義與笛卡爾一起揚棄，都應該讀一讀理查．沃林這本傑作。沃林讓讀者眼界大開，兼顧深度與廣度，不讓極端思想炫惑耳目。他洞燭許多陰暗的角落，揭露那些思想的騙局、自欺與傲慢，如何以自由之名橫行於人禍連綿的二十世紀。這正是一門譜系學！「非理性」從此有了全新的意義。──陶德．吉特林 Todd Gitlin，哥倫比亞大學，The Twilight of Common Dreams作者
理查．沃林清楚告訴我們，對自由主義與議會政府的鄙夷，在政治上會導致何等惡果；無論這種鄙夷是來自右派抑或左派、反現代抑或後現代。沃林以旁徵博引、發人深省的筆法，呈現當代反美主義的『譜系學』，將會令這種思想在歐洲與美國的支持者忐忑不安。──麥克．沃爾澤 Michael Walzer，普林斯頓高等研究院
我要熱忱推薦這本強而有力的批判大作。它已具備長遠的學術價值，同時學院之外的人士也應該開卷一讀。在美國與歐洲關係擾攘不安之際，沃林的大作將讓美國讀者更深入瞭解法國與德國的心態。──傑佛瑞．赫孚 Jeffrey Herf，馬里蘭大學
本書運用淵博的解讀與直截的思考，廣泛而深入地批判後現代思想提，對後現代思想在政治領域的侷限與失敗尤其鞭辟入裡。理查．沃林將書中思想家與當代歐洲政治狀況相互對照，使他的批判更具份量。──傑若德．席格爾 Jerrold Seigel，紐約大學
作者介紹
理查．沃林 Richard Wolin
美國紐約市立大學（The City University of New York, Graduate Center）歷史與比較文學傑出教授，他的著作曾被迻譯為八國語言，包括《華特．班雅明：救贖的美學家》（Walter Benjamin: An Aesthetic of Redemption）、《海德格之子》（Heidegger’s Children）等。沃林也經常在《新共和》（The New Republic）與《異議》（Dissent）兩家雜誌上發表作品。
譯者簡介
閻紀宇
台灣大學中文研究所畢業，專業譯者。
目錄
序
謝辭
導論
問題回答：何謂反啟蒙思想？
Ⅰ 重返德國意識型態
1.查拉圖斯特拉前進好萊塢：論後現代的尼采詮釋
2.被釋放的普羅米修斯：榮格與亞利安宗教的誘惑
3.法西斯主義與詮釋學：高達美與「內在流亡」的曖昧性
政治附記（一）
德國的不確定性：論德國新右派
Ⅱ 法國的教訓
4.左派法西斯主義：巴岱伊與德國意識型態
5.布朗修：沉默的運用與濫用
6.打倒法律：解構主義與正義問題
政治附記（二）
量身打造的法西斯主義：論法國新右派的意識型態
結論
「災難之地」：現代思潮中的美國形象
序
「希特勒迫使人類接受一項新的定言令式（categorical imperative）：好好引導你的思想與行為，不要再讓奧許維茲（Auschwitz）集中營重現人間，不要讓類似的事件再度發生。」
──阿多諾（Theodor W. Adorno），《否定辯證法》（Negative Dialectics）
本書探討的主題令許多人諱莫如深，它重新檢視了一九三○年代知識分子與右派政治複雜斑駁的歷史，以及兩者關係對於當前政治的意涵。
有些人一廂情願地認定，法西斯主義是一種反智現象，只能吸引罪犯與惡徒。然而時至今日，我們已然知道實情並非如此。當年歐洲大陸有許多知識分子菁英，爭先恐後地跳上法西斯主義的政治列車。畢竟在第一次世界大戰與一九二九年的經濟大蕭條之後，民主政治的信譽已經沉淪到史無前例的谷底。我們不妨列舉幾位法西斯主義在文學與哲學領域的支持者，但只是冰山一角：容格爾（Ernst Jünger）、班恩（Gottfried Benn）、海德格（Martin Heidegger）、施米特（Carl Schmitt）、布拉席亞緒（Robert Brasillach）、拉羅舍爾（Pierre Drieu La Rochelle）、塞利納（Louis-Ferdinand Céline）、德曼（Paul de Man）、龐德（Ezra Pond）、真蒂萊（Giovanni Gentile）、馬利內提（Filippo Marinetti）、鄧南遮（Gabriele d'Annunzio）、葉慈（W. B. Yeats）與劉易斯（Wyndham Lewis）。再者，馬克思主義學派著眼於法西斯主義經濟根源的詮釋，已經一蹶不振，因此我們對於極右派政治的思想淵源，實有必要嚴肅地重新探討。
知識分子與極右派的瓜葛關聯，在許多層面影響了當代的政治論述。歐洲的極右派政黨如海德（Jorg Haider）的奧地利自由黨（Austrian Freedom Party）與法國勒朋（Jean-Marie Le Pen）的國家陣線（Front National），在一九九○年代的選舉中大有斬獲。帶有種族中心與本土主義色彩的政黨，也在斯堪地納維亞半島、比利時與幾個剛解除桎梏的東歐國家趾高氣揚。因此評論家必然要一探究竟：法西斯主義的幽靈是不是已再度出現？
在學院的領域，後現代主義（postmodernism）向來受到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海德格、布朗修（Maurice Blanchot）、德曼等人學說的滋養，這些人都預示或實際淪為所謂的「法西斯主義狂熱」知識分子。可想而知，一幅令人憂心的景象已經出現：一九三○年代的反民主風潮正在死灰復燃，只不過這一回它是託身在學院左派的羽翼之下。這種淵源傳承令人憂心忡忡，猶如再度印證了一句歷史悠久的政治格言：「物極必反」（les extrêmes se touchent）。
勢力龐大的後現代主義在今日似乎已陷入困境，除了畫地自限的學術界之外，它的「揮別理性」（farewell to reason）計畫一直未能落地生根。後現代主義關於人類解放的「後設敘事」（metanarratives）已然結束的大膽宣示，迴響也稀稀落落。更有甚者，當年以言論和行動激發「一九八九年革命」的東歐國家異議人士，已經成功地運用「人權」的論述來搖撼極權統治。藉由這種方式，一度被文化界左派貶抑為美國霸權工具的西方人文主義（Western humanism），又再度整裝出發。
一九八○與一九九○年代，學院左派曾經嘗試以「認同政治」（identity politics）這個旗幟鮮明的反普世價值概念，來取代關於民主合法性的論述；然而這種作法充滿矛盾、困難重重。認同政治是一種文化自我肯定的反政治（anti-politics），在憲政與法治基礎穩固的政治實體中，看似理據充分而且引人入勝。憲政與法治的條件能夠創造出一個政治空間，一道免於政府干涉的「魔牆」（magic wall），讓人們在探討文化認同各項要素的時候，不至於鄙夷踐踏其他與之競逐的認同要素。但是在憲政法治保障付諸闕如的地方，例如波士尼亞（Bosnia）、盧安達（Rwanda）與阿爾及利亞（Algeria），認同政治卻會引發難以言辭形容的悲劇。這些前車之鑑應驗了政治現代化的一條金科玉律：要確保相互包容與共存共榮的價值，程序民主的正規保障是不可或缺的先決條件。以當代政治理論的術語來說就是，這些地區的經驗印證了「作法正確」優先於「用意良善」。
事後回顧，後現代主義認定「理性」與「進步」的體制化只會導致宰制（domination）的強化而非解放，傅科（Michel Foucault）的作品在這方面最言之鑿鑿；但這種觀點實在過於犬儒，而且經不起實證。一九八○年代與一九九○年代橫掃東歐、南美洲以及（較具試探性）亞洲的「第三波」（Third Wave）民主化風潮，已經彰顯了民主人文主義的歷史貢獻，確實能夠之久遠。相反地，我檢視了一九三○年代以降的例子，發現從原則層面敵視民主價值的心態，很容易就會帶來一發不可收拾的政治後果。
當代最大的諷刺之一就是，法國既是公認的後現代主義哲學發源地，也是後現代主義消沉最快、最徹底的國度。從一九七○年代到一九八○年代，人文主義形同一座堅強的堡壘，足以抵擋「革命主義」（revolutionism）的倒行逆施，後者在東歐、毛澤東的中國、波布（Pol Pot，曾經留學巴黎）的柬埔寨，引發沒有人可以否認的災難。法國知識分子很快就體認到，後現代主義者軟弱的相對主義立場，欠缺道德上與觀念上的資源，無法抗衡暴政在國內與國外造成的不公不義。因此法國知識分子他們重新肯定人權，視之為當代政治不可逾越的一道地平線。
正因如此，後現代主義在今日的式微，與近年的政治環境息息相關。人文主義的復興意謂著後現代主義的凋亡。極權政體是二十世紀最具代表性的政治經驗，它加諸予我們一項新的定言令式（categorical imperative）：讓蘇聯的勞改營（Gulag）或納粹的奧許維茲（Auschwitz）集中營從此絕跡。如今我們已經知道，民主與極權這兩種政權有無可化解的差異。儘管民主政體在實務層面留下許多敗筆，但仍然具備極權社會望塵莫及的內部政治變革能力。像後現代主義這樣的論述，一方面大力宣揚文化相對主義，一方面對民主規範態度模稜，顯然已經無法滿足這個時代在道德與政治層面的要求。
儘管本書的主旨是要探討知識分子與法西斯主義之間的糾葛，其中有幾位是後現代主義的大師；但是我並無意將他們連坐入罪（guilt by association）。在歷史上，法西斯主義一心鼓吹富國強兵的價值，然而後現代主義的政治思想傾向於哲學的無政府主義，全面質疑包括民主在內的各種政治體制。從實務的觀點來看，這種態度意謂著後現代主義告別了現實世界的政治，轉而訴諸虛無飄渺、揣測紛紜的「政治」討論。
本書批判後現代主義另有一番目的。我關切的重點在於：就某個層面而言，後現代主義對於「理性」與「真理」的敵視，言之既難以成理，在政治上也是自廢武功。它對邏輯與論證的不信任已走上偏鋒，導致其信徒茫然無所適從，一遇上道德與政治問題就束手無策。為了實踐新尼采（neo-Nietzschean）學派「懷疑的詮釋學」（hermeneutic of suspicion），理性與民主被降格為無法信任的對象，從而導致政治上的無能為力：放棄在人世間採取有效行動的能力。專為一群門徒量身打造的深奧理論，恐怕會淪為虛有其表的作法，本身之外別無目的。
由是之故，後現代左派陣營正干冒風險，在民主最需要規範性資源的歷史時刻，將這些資源剝奪殆盡。每逢危機時刻，諸如當前全球對抗明目張膽危及人類基本權利與自由的恐怖主義，當務之急是維繫「最低限度民主」（democratic minimum）的要素。然而後現代政治思潮貶抑合縱連橫與尋求共識的重要性，轉而青睞認同政治與政治鬥爭，形同將這個傳統打入冷宮，也因此繼承了「左翼主義」（leftism）最有問題的特質：以犬儒心態認定，所謂民主規範不過是掩護既得利益階層的一道帷幕。不可諱言，民主規範有可能也的確會淪為一道帷幕，但是它們也提供了一股非常重要的倫理力量，足以揭露並轉化那些宰制社會的利益階層。過去三十年來，許多原先僻處邊緣的社會團體（女性、同性戀、少數族裔），在政治領域大有斬獲，驗證了一種海納百川的政治邏輯，顯示民主的準則與體制確實能夠讓政治與時俱進。將這些潛在價值完全揚棄，就等於是封殺了政治進步的可能性。
後現代主義界定（Note on Postmodernism）
「後現代主義」無疑是學術界用得最浮濫也最混淆的術語之一，因此基本的意涵釐清與界定有其必要。
關於後現代主義的討論，主要濫觴於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建築與藝術的演進。在這兩個領域，現代主義美學的核心觀念如形式主義、困難性、深度以及作為「天才」的藝術家，都已經日暮途窮。因此後現代藝術另闢蹊徑，強調通俗化、實用化與平民化的精神，沃荷（Andy Warhol）的普普藝術（pop art）畫像，范裘利（Robert Venturi）的重新發現美國建築語法（「向拉斯維加斯學習」），都是這種新精神的反映。在視覺藝術領域，後現代主義標誌著從抽象表現主義（abstract expressionism）的錯綜複雜，轉向一九六○年代藝術界的「新直接性」（new immediacy）：歐普藝術（op art）、觀念藝術（conceptual art）、表演藝術（performance art）與即興演出（happenings）。至於建築領域，後現代主義隱含著對「國際風格」（international style）的排斥，撻伐千篇一律令人窒息的「玻璃與鋼鐵盒子」（包浩斯〔Bauhaus〕的功能主義），推行以隨機或特定的方式借用傳統手法。文學領域的後現代主義趨向，在於嘗試各種「後設小說」（metafiction）的可能性：探討或質疑文學自身存在理由（raison d’ête）的文學。
後來在「後結構主義」（poststructuralism）或法國「理論」（theory）的衝擊之下，後現代主義擴大攻擊現代性的認識論與史料學（historiography）預設觀念：客觀真理與歷史進程。一九八○年前後，後現代主義（藝術領域）與後結構主義（哲學領域）的信條，在北美洲學院知識分子的思維想像中融合為一。
本書論及後現代主義時，主要是指涉前文所述最後一種現象：以「權力意志」（will to power，尼采）、「主權」（sovereignty，巴岱伊）、「另一個開端」（other beginning，海德格）、「延異」（différance，德希達）或「另一種身體和愉悅的經濟學」（different economy of bodies and pleasures，傅科）之名，來否定現代性對於知識和文化的預設觀念。
詳細資料
- ISBN：9789863600497
- 叢書系列：
- 規格：平裝 / 528頁 / 15 x 21 x 2.64 cm / 普通級 / 單色印刷 / 初版
- 出版地：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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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114訊 4月1日消息（艾斯）市場研究公司Omdia的多名分析師對新型冠狀病毒疫情對於整個移動行業造成的影響進行了全面評估和分析，其中不僅包括疫情中網絡連接重要性的提升，還包括疫情對全球5G發展的影響，以及不同國家和地區運營商和監管機構應對疫情的積極行動。 ... 數字化對於疫情期間自我隔離至關重要 新型冠狀病毒（COVID-19）將對每個人的生活和工作產生持續影響。疫情暴發將對多個行業產生多方面的影響，既有極其負面的影響，也有一些正面的影響。 數字服務對我們的社會來說正變得至關重要，因為許多人為了防止病毒的傳播正在進行自我隔離。從通過視頻會議與親人交流或與同事遠程分享咖啡，再到通過優質電視內容和視頻遊戲娛樂整個家庭，對數字服務的需求在未來幾周將大幅增長。許多服務提供商已經通過免費寬頻和付費電視包的升級來幫助其消費者在這種新形勢下生存下來。 圖1摘自Omdia即將發布的關於COVID-19對消費者服務影響的報告。Omdia消費者技術業務研究負責人Ronan de Renesse指出，疫情爆發將在電子商務、OTT視頻和移動應用等多個領域創造一些短期機會，但是隨著人們在2021年初左右恢復某種正常狀態，這些機會將是短暫的。 ... 圖1：在即時通信應用程式上，視頻通話比語音通話更受歡迎。 資料來源：Omdia。 關鍵問題在於哪些影響將持續到2020年以後。讓我們從經濟開始梳理。儘管全球許多國家的政府提供了一攬子刺激經濟的財政計劃和措施，但是預計COVID-19疫情將會引發全球衰退。旅遊業、交通運輸業和酒店業等行業將極易面臨困境，並嚴重影響消費者需求。德意志銀行最近於3月18日更新了其對2020年第二季度的預測，最新預測顯示，歐元區GDP和美國GDP在今年第二季度將分別同比下降24%和13%。許多金融機構仍然預測2020年全球GDP將會增長，預計下半年將會出現大幅反彈，但這將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社交距離措施的有效性。經濟前景將對廣告支出產生根本性的影響，從而對完全或部分依賴於廣告支出的所有消費者服務產生影響，例如社交平臺、免費電視和免費OTT視頻服務。 另一個需要考慮的持久影響是，自我隔離將對人們在危機結束之後可能採取的其他做事方式如何產生影響。一個明顯的例子是家庭辦公，以及這將如何影響未來的工作方式。在媒體方面，人們更傾向於體驗新服務，尤其是在OTT視頻服務方面。智能家居技術，如智能顯示器、視頻門鈴和AI助手等，將會被越來越多的人採用，並在消費者中找到更多的用途。 分析師Ronan de Renesse認為，當許多意想不到的結果出現時，用不同的方式做事往往會帶來啟發。可以肯定的是，數字化將變得至關重要，這對行業發展來說應視為有益的一面，儘管這轉化為財務收益的時間可能要晚於預期。 疫情之下：亞洲運營商開始響應前所未有的需求 遠程辦公和在線協作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因為全球各地的企業都在努力將新型冠狀病毒爆發所造成的破壞降至最低。眼下開始的權宜之計很可能成為企業未來幾年的運作方式。 Omdia亞太地區高級分析師Inderpreet Kaur表示，雖然這種替代方法對於業務連續性和業務效率的重要性只能在一段時間內進行評估，但企業肯定已經開始採用數字化解決方案和平臺。如果這些替代方案成為新常態，那麼對企業級和QoS支持的連接解決方案的需求可能會激增，從而將會對運營商在前所未有的流量水平下管理網絡的能力帶來考驗。 在線協作和遠程辦公會否成為新常態呢？現在很明顯，新冠疫情正在推動全球經濟放緩。也許，它也可能成為我們的社會在未來幾年可能擁抱的許多變化的先驅。危機發生僅三個月時間裡，我們看到了各行各業湧現出大量遠程協作的例子。隨著規模最大的科技活動轉移至數字平臺之上，企業已經表現出採取遠程在線方式的意願。 各國政府也不例外，包括2020年南盟峰會等外交會議都是通過視頻會議方式進行的。大學已經取消了課堂教學，轉而採用在線教學，許多體育賽事在空無一人的體育場舉行，而球迷則轉向在線直播觀看。 儘管許多大型企業已經要求員工在家辦公，但少數政府也敦促將此作為實現社交距離的關鍵措施。由於疫情對企業計劃造成影響和中斷，遠程辦公已成為一項關鍵戰略。 思科和微軟等提供在線協作和視頻會議平臺的供應商正在迅速行動，並已開始在有限的時間內免費提供這些以企業為中心的協作解決方案。思科最近擴大了其免費產品範圍，其中包括為遠程辦公員工提供一些安全技術。微軟團隊將在六個月內向所有人免費開放，而谷歌的高級Hangouts Meet將向其所有G Suite客戶開放，直到2020年7月1日。 在新加坡等少數國家，行業監管機構IMDA正利用其合作夥伴和供應商的技術能力，幫助企業應對疫情產生的影響。IMDA和行業協會SG Tech已經在三個主要領域開發了解決方案，包括遠程辦公、訪客管理和中小企業生產力的提高，以實現業務運作的數字化。 電信運營商也在迅速採取行動。例如，新加坡電信（Singtel）正以優惠價格提供各種打包解決方案，從而幫助小型企業客戶加快業務連續性計劃。這些打包解決方案包括簡單的網絡連接服務，例如用於工作筆記本電腦的移動和WiFi數據套餐計劃，以及與微軟、思科和Zoom等解決方案提供商合作提供的基於雲的應用程式。 Inderpreet Kaur指出，今天看來是權宜之計的安排，很可能成為未來幾年公司運作的方式。因為國家和城市被封鎖而受到影響的企業將評估降低成本的方法。如果企業發現當前的設置功能運行得很順利，那麼在重新考慮業務運營時，它們就有充分的理由考慮遠程辦公。 傳統上，在採用新技術方面落後於大型企業的中小企業（SME），正在向採用數字化解決方案的方向發展。對於電信運營商來說，這意味著巨大的責任，因為隨著對企業級高速度寬頻需求的增長，它們對保持網絡服務質量和確保網絡容量變得至關重要。 ... 疫情之下的美國：FCC和運營商致力於讓美國人保持聯網 新型冠狀病毒的爆發使得寬頻網絡連接成為社會聚焦點。由於全球範圍內實施了如此眾多的流通限制，保持人與人之間的聯繫已經成為一個關鍵的優先事項。美國聯邦通信委員會（FCC）和電信運營商們已通過「保持美國人聯網承諾」（Keep Americans Connected Pledge）起了帶頭作用，該承諾旨在確保美國人不會因為這些特殊情況而失去寬頻或電話連接，而運營商們也在做出更多積極響應。 在新冠疫情爆發期間，對高質量寬頻服務的需求增加了。遠程工作、遠程教育、遠程醫療、在線娛樂和網上購物都證明了疫情期間寬頻網絡的重要性。監管機構和運營商正開始宣布旨在應對危機的措施。 FCC已經引入了「保持美國人聯網承諾」行業協議，該協議要求在接下來的60天內，相關公司不得終止為住宅或小型企業客戶提供的服務，並免除由於疫情的經濟影響而產生的任何滯納金，同時向「任何需要的美國人口」開放公共Wi-Fi熱點的接入。在不到一周時間內，已有200多家公司和協會簽署了這一承諾書。 此外，FCC已採取措施，通過額外的4220萬美元擴大農村醫療資金，在私人合作夥伴關係模式下向T-Mobile提供額外的臨時頻譜，延遲教育機構的電子費率資金申請日期，並放棄了Lifeline程序規則。 電信運營商也做出了積極應對疫情的行動。除了迅速簽署上述FCC承諾書外，這些公司還實施了員工和客戶安全措施，同時根據業務連續性計劃維持服務。在給客戶提供益處方面，Omdia總結了以下幾點： ·AT&T對仍持有此類合同的客戶免收數據超量費用，對AT&T World Connect Advantage套餐計劃減免一半套餐費用，為企業、大學和學校免費提供90天的Cisco Webex Meetings服務使用。 ·Verizon向受三級影響的國家/地區提供免費的國際電話，並將其2020年的資本支出指導進行了調整，最初這一數字定為170億-180億美元，現在增加了5億美元。 ·Sprint正在為非不限量數據套餐用戶提供60天的不限量數據套餐服務，並且每個月額外提供20GB的移動熱點使用流量。 ·T-Mobile為Lifeline用戶提供了不限量數據服務、額外的熱點容量以及每月5GB的額外數據，同時通過短期頻譜共享協議擴大了網絡容量，包括Sprint用戶在內都可以通過漫遊進行使用，而無需額外費用。 Omdia監管政策高級分析師Sonia Agnese指出，這些政府、監管機構和電信運營商對疫情的初期響應是積極的，表明了電信行業對於支持這種危急情況的承諾。疫情爆發路徑本身顯然將是寬頻基礎設施如何保持良好狀態並對更高需求做出響應的最大因素。9/11和自然災害等一些緊急情況，已導致生態系統的應急通信計劃得到了加強。Omdia預期，一旦危機得到控制，寬頻行業的監管前景將更為樂觀，它在支持我們社會的基礎性作用方面已得到證明。 疫情中的監管政策：通過頻譜共享來立即增加帶寬容量 在全球爆發新型冠狀病毒疫情期間，用戶對高質量寬頻服務的需求增加了。為了在很短的時間內應對流量的增長，T-Mobile宣布了一項前所未有的舉措，即通過特殊合作協議，從其他公司那裡借用600MHz頻段的頻譜，從而實現其網絡容量的大幅增加。 Omdia監管政策高級分析師Sonia Agnese表示，這些通過使用空閒或低使用率的調配頻譜來增加網絡容量的創新想法，可以作為幫助應對前所未有的流量增長的一種快速解決方案，在許多國家中應予以考慮。 T-Mobile已宣布計劃，通過部署來自多家公司的600MHz空閒頻譜，為兼容終端設備提供60天的容量擴展。Dish、康卡斯特、NewLevel、LB License Co、Channel 51、Omega、Bluewater和TStar License Holdings將向T-Mobile提供市場上可用的600MHz頻譜，這些頻譜可以在幾天內快速部署並投入使用，從而使T-Mobile和Sprint的客戶通過漫遊接入，並且無需支付額外費用。 作為「保持美國人聯網承諾」（Keep Americans Connected Pledge）計劃的一部分，FCC授予了T-Mobile臨時特別權限，以推進該計劃。 由於全球範圍內實施了如此眾多的流通限制，保持人與人之間的聯繫已經成為一個關鍵的優先事項。遠程辦公、遠程教育、遠程醫療以及使人們保持消息暢通和享受日常娛樂等，都使人們在疫情期間發現，寬頻服務是何等的重要。 由於疫情的原因，一些網際網路提供商正在暫停或擴大數據流量上限，並對某些應用程式免收費用，提供免費內容，並為部分人口提供免費寬頻。運營商提高移動寬頻網絡容量的一個快速方法是在當前部署的頻段上使用空閒或未充分利用的頻譜。更改配置或增加額外的頻譜是一種軟體增強，可以快速推出，而且沒有任何資本支出需求，並且會對用戶產生即時影響。這就要求私營部門合作夥伴關係和監管機構的領導者必須具有靈活性，並在這種特殊情況下實施創造性的解決方案。 T-Mobile在美國是領先的特例，考慮到這種寶貴的低頻段中有很大一部分尚未使用，目前尚不清楚，主要的600MHz持有者Dish是否會擁有部署網絡的資源。Dish在其新聞稿中表示，已決定將借出頻譜作為對疫情的響應。 Sonia Agnese指出，新冠疫情顯示出社會信任和團結在社交距離和自我隔離方面的重要性。我們需要在頻譜使用上採取團結一致的方法，在我們社會的基本要素受到挑戰的關鍵時刻，應該促進對稀缺和重要資源的更負責任的利用。監管機構可以在推動頻譜實際使用的透明度方面發揮主導作用。這清楚地表明，對頻譜的真正使用可能是邁向私有協議的第一步，而私有協議可能會迅速提高網絡容量。在某些地區重新分配現有頻譜資源，或者通過特殊借用或創新頻譜共享計劃，都可以帶來更加公平的頻譜分配。T-Mobile的案例展示了疫情如何幫助關鍵的利益相關者採取更加統一的方法來持有頻譜。 ... 新型冠狀病毒對移動用戶和收入市場的影響：5G是否會延遲？ 新型冠狀病毒在全球範圍內的傳播對每個人生活的各個領域都產生了影響，Omdia對於疫情對全球移動用戶市場的影響也給出了最新的預期。 Omdia此前最新的移動用戶數預測是，5G用戶數將會持續增長，到2024年將占據移動用戶總數的20%以上。其預測顯示，2020年全球將有超過100張5G網絡商用推出。除此之外，到2024年，移動寬頻連接數預計將增長至80億，這主要歸功於發展中地區的增長以及2020年全球服務收入將增長1%。如今，隨著全球疫情的蔓延，這些預期受到了威脅。 那麼，新型冠狀病毒將對5G部署產生多大影響呢？ 在2020年第一季度，中國大部分地區採取了封禁措施，這意味著無論是消費者終端設備還是網絡基礎設施的供應鏈，都當即受到了影響。蘋果曾表示，它預計新iPhone的供應將會「暫時受限」，但是隨著富士康重新開始生產，市場供應方面似乎很快就會回到正軌。在網絡基礎設施方面，愛立信表示，其工廠已經恢復了必要基礎設施的生產，因此原定於2021年交付的產品預計將能夠按計劃進行。但是作為歐洲第四大移動用戶市場的法國，已經宣布推遲5G頻譜拍賣，墨西哥也選擇聚焦於管理疫情造成的影響，而不是按計劃進行拍賣。 在世界各地經濟不確定的預期時期，全球消費者對新終端設備的需求仍有待觀察。2020年的重點當然是5G終端商設備，Omdia預計，隨著蘋果5G終端設備的發布，大眾市場對5G的認知度將會大大提高。毫無疑問，新款蘋果手機的上市延遲將會對2020年及以後的5G用戶增加產生重大影響。 那麼，最近這些主要市場變化的潛在影響是什麼呢？ Omdia預測和數據分析高級預測員David Tett認為，5G網絡頻譜分配和發布在2020年的延遲，將導致2021年和2022年產生數百萬用戶增長的延遲。如果西歐地區有五六個國家今年原定的5G網絡商用發布推遲，那麼該地區2020年的5G用戶總數將會下降20%以上。iPhone 5G機型發布的延遲也會在北美地區產生類似影響，因為許多重視的蘋果用戶將會選擇繼續等待升級。 運營商近年來很難實現收入增長。如果由於新型冠狀病毒爆發而導致消費者選擇不進行手機升級，以及不升級至更高價值的後付費服務套餐，而是選擇從後付費服務轉變為預付費服務來監控其費用支出，同時使用WiFi來替代行動網路，並且由於出行限制而減少國外漫遊，這將使2020年期間產生的服務收入收縮。考慮到所有這些特定於移動服務的因素，加上似乎不可避免的全球衰退和相關的負面影響，原來預期的2020年增長1%毫無疑問將會下降，或者持平，而2021年同樣也將受到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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